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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長於瑞典南方的 Smaland 省，十幾歲時就已對方言研究產生興趣，並研讀一些當地的方言著作，於1908年發表了一篇文章：〈維塔郡與摩郡的民間故事，以方言記載〉 (Folksgner frn Tveta och Mo hrader, upptecknade p folkml; Folk Stories from Tveta and Mo Counties, Recorded in the Local Dialect) ；隔年〈瑞典南部與中部方言之界線[含地圖]〉 (Grnsen mellan syd-och mellansvenska ml (med karta); The Boundary bet ween South and Central Swedish Dialets [with map]) 問世。

1907年秋天他進入烏普薩拉大學主修俄文，斯拉夫學者 藍道 教授 (J. A. Lundell) 是他的老師， 藍道 教授設計了一套繕寫方言的語音表。

　　由於 藍道 教授及其他人的貢獻，二十世紀初期比較歷史聲韻學成為一門先進的學問，深深吸引了許多有潛力的年輕人。

當高本漢還是大學生時，就決定將他學習歐洲語言及方言的方法應用到研習中文方面。

當時瑞典沒有任何一所大學教授中文，於是在1909年他取得學士學位後，靠著獲得的一小筆獎學金到俄國聖彼得堡去學基礎中文，自十一月到十二月隨伊凡諾夫教授 (A. I. Ivanov) 學習了兩個月；之後又取得另一筆獎學金到中國學習方言。

他於1910年三月前往中國，至1912年一月才返回歐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他在中國的時間相當短，但由於努力學習，他的中文能力足以去研究蒐集與二十四種方言語音相關的資料。

　　他返回歐洲後在倫敦停留了幾個月，隨後到巴黎研讀了兩年 (1912年九月至1914年四月) ，師事 沙畹 教授 (Edouard Chavannes) 。

在巴黎期間，結識了伯希 和 教授 (Paul Pelliot) 和馬伯樂 教授 (Henri Maspero) 。

　　1915年五月高本漢在烏普薩拉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

論文題目：《中國聲韻學之研究》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 ，其中第一部分是為三千個左右他稱為 「中國古字」「注音」；事實上這些字在中國早被編纂成《廣韻集成》，於西元601年出版。

《廣韻集成》這本字典中每個字的發音都是藉由「反切法」注音的，所謂「反切法」就是用一個字的字首加上另一字的字尾合成某個字的注音。

十七世紀的讀者可以懂得這種以兩個字合成注音的方法，然而對現代人而言卻可能視其為兩個不同的字，根本不知是某個字的注音。

還好高本漢應用了研究歐洲語言時發展的比較聲韻學原則，同時研究一些中國學者，尤其是清朝文字批評主義 (古文運動) 的專家，然後再將這些字以更精確的方法編製成一套語音類表。

在博士論文出版後，他仍繼續中國古字的注音工作，到了1926年終於完成《漢語音韻學導論》 (Phonologie chinoise) 。

這部著作的中文翻譯版於1940年由中國知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李方桂和羅長培合力完成。

　　1918年九月，高本漢被聘為哥特堡大學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東亞語言學與文化學系教授，主要教授中文和日文。

他的學生有瑞典人及其他國家的學人。

於 1922年他再次造訪中國，但卻是最後一次；1931年到1936年他擔任該校校長，1939年他離開哥特堡搬往斯多科爾摩，接任遠東古物博物館館長及東亞考 古學 教授。

　　整理完成中國古字的語音之後，高本漢開始著手整理他所謂的「遠古文化」 (Archaic Chinese) ，也就是紀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語言文字。

這一次他主要是依據 《詩經》 (Shijing) 中的音韻。

　　這些中國古字與遠古中文注音的結果於1940年首次出版，叫"Grammata Serica" ；1957年修正再版，改名為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

1954年他出版了《古代與遠古中文語言學概述》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記述了該項重整工作所運用的資料內容、方法及結果。

　　毫無疑問的，這些中國古文聲韻的整理可說是高本漢最主要的學術貢獻，事實上他在其他方面也有非常傑出的成就。

譬如對詩經的翻譯及註解─ ‘The Book of Odes’及’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自1942-46年刊載於《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 ；對書經的翻譯及註解─ ‘The Book of Documents’ 及 ‘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自1948-49年刊載於上述刊物) ，至今仍被視為經典之作。

其他語言學 方面成就的例子很多，如註釋《左傳》 (Zuozhuan) (1969-70年刊載於《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 、〈漢以前的籀文字I-V〉(1963-67年《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 、〈古典中文字庫選集I-III〉 (1972-74年《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 ，以及最後的兩本著作：《老子今釋》 (《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47,1975，事實上這是一部《老子》的翻譯作品) 和〈莊子章句選論〉 (《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48,1976) 。

　　古代中國宗教研究方面，他的論文〈古中國的傳說與信仰〉 (《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8,1946) 及〈中國周朝的獻祭〉 (《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40,1968) 咸被認為是極重要的貢獻。

從1930年代開始到1960年代後期，高本漢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國早期 銅器的重要論文，如〈早期中國銅鏡上的銘刻〉 (1934年) 、〈中國銅器的起源〉 (1937 年) 、〈早期銅器飾品文字文法的註解〉 (1951年) 、〈殷商時期的武器與工具〉 (《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7,1945) 、〈遠東古物博物館的新收藏銅器〉 (《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24,1952) ，以及〈早期中國的銅鏡〉 (《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40,1968) 。

　　高本漢以瑞典文出版的許多著作，除了有研究中國歷史的之外，也有研究中國語言的。

如：1918年的《中土王國的字與筆》 (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 、 1929年的《中國的思想世界》 (Frn Kinas tankevrld) 、1920年的《19世紀的東亞》 (stasien under nittonde rhundradet) ，及1964年的《中國的宗教：經典的古董》 (Religion i Kina: Antiken) 。

　　此外，在1940年代亦出版小說，如《來自烏普薩拉的兩位紳士》(Tv herrar frn Uppsala) ，1942年；《跳舞吧，我的娃娃》 (Dansa, min docka) ，1943年；《卡那帕的婚禮》 (The Wedding in Karnap) ，1945年。

　　大約在高本漢過世前一年，我 和李約瑟 教授 (Joseph Needham) 一起由劍橋出發到斯多科爾摩外郊的醫院探望他，當時他的身体已很虛弱，但卻因此而突顯了他不平凡的意志力和精神。

我個人並不認識他，對他的了解完全基於他的著作及別人的傳聞：明確、敏銳、有目標、直言無諱。

他著作風格的特點是簡明而無虛字，但在這簡潔的文筆下卻又蘊涵情感。

關於此點，我們可從他為漢朝學者劉歆辯護，反對宣稱先秦文字的古文本都是偽造的說法略窺一二。

他這種毫不保留的辯護正是堅持真理的表現，同時反應了他愛好事實而反對臆測。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精神和清朝那些文字批評主義的專家類似，如嚴若璩 (Yan Ruoqu) 、錢大昕 (Qian Daxin) 、戴震 (Dai Zhen) 、段玉裁 (Duan Yucai) 、王念孫 (Wang Niansun) 等人。

他和這些學者一樣，認為學術工作就是要證明事實，而不是臆測。

　　當高本漢在1939年搬到斯多科爾摩時，並未打算從事教學工作，但是1945年洛克斐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提供他一筆基金，訓練一批斯堪第那維亞的漢學研究者；該基金會也提供了另一筆經費擴展遠東古物博物館的圖書館。

因此，自1945年到1965年，他在斯多科哥爾摩大學教授了二十年的漢學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的學生有安德森 (Olov Bertil Andersson) 、比倫斯泰因 (Hans Bielenstein) 、布羅曼 (Sven Broman) 、埃格羅茲 (Sren Egerod) 、何亨利 (Henry Henne) 及馬悅然 (Gran Malmqvist) ，他們大都在斯多科爾摩受了兩年訓練之後，被送到中國繼續學習並蒐集研究的資料。

其中埃格羅茲何亨利及馬悅然後來分別成為哥本哈根奧斯陸及斯多科爾摩的漢學教授，因為他們擁有決策的權力，主導了三個斯堪第那維 亞國家的漢學研究發展。

至於比倫斯泰因後來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中 國史 教授；安德森則成為中文講師，在烏普薩拉大學完成他的事業；布羅曼成為斯多科爾摩人種學博物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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